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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背著洋娃娃，蟲蟲背著十字架——再讀卡夫卡

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謝志偉            

 對卡夫卡（1882-1924）稍有涉略或有興趣者，久了，必定會感應到三個「人」：一、故事情節迷惑人，二、研究多到嚇死人，三、悠忽歲月不饒人。這三者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由於故事情節著實迷惑人，乃誘發日夜有人投入研究至今不輟的獨特現象，而研究成果固然汗牛充棟，卻少有人膽敢聲稱其論一槌定音，就此拍板定案。於是乎，歷經幾近一世紀的卡夫卡現象（Kafkaesque），後繼者解讀不斷推陳出新，而前仆者見此沛然楊柳青青，能不自覺忽焉垂垂老矣？！

所幸，卡夫卡難固難矣，倒是並非處處撲朔迷離。一般咸信，猶太人血統、捷克布拉格以及帝國日耳曼（奧匈帝國）三者之混集文化、世紀末（Fin de siècle）的氛圍、法治與統治間之折衝、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之爭執等元素建構了其小說世界之抽象背景，而卡夫卡與其父親間之緊張關係在其創作主題方面則扮演了極為關鍵的角色，這點在《判決》（1912/1913）和《蛻變》（1912/1915）這兩部小說中尤其明顯。

整體來說，在卡夫卡的小說世界裡，主角的處境常可用「迷失」（即英文的 ’disorientation’, 包括「方向」和「狀況」）及「陰鬱」（包括「天氣」和「心境」）兩組字來形容，甚為恰當。例如長篇小說「城堡」是這麼開始的：

Ｋ到達的時候，天色已經很晚了。整個村子深深地埋藏在雪中。城堡矗立著的那個小山頭，被濃霧和黑暗遮掩著，藏得一點也看不見，甚至沒有一絲微光顯示出城堡是在那裡。從大路轉到村子裡的路上，有一道木橋，Ｋ在木橋上站了很久，凝視著他周圍像換景似的空寂。（桂冠世界文學，1996）

城堡，K 要尋找的標的物被濃霧和黑暗遮掩著，沒有一絲微光顯示出城堡到底城堡在哪裡，這是方向的迷失，但是對長篇小說《審判》（1914/1915）裡的主角Josef K 來說，《城堡》山腰濃霧於就變成他的一頭霧水了，因為小說一開始就是，他被逮捕了，但直到被執行死刑，他自始至終不知罪名是啥，小說的第一個字是「Jemand」(Someone)，是不確定的某個人，第一句話則是「Jemand mußte Josef K. verleumdet haben, denn ohne daß er etwas Böses getan hätte, wurde er verhaftet」(Someone must have been telling lies about Josef K., he knew he had done nothing wrong but, one morning, he was arrest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by David Wyllie, Gutenbergproject),譯成中文就是「一定有人誣告了Josef K., 因為他在並沒做什麼壞事的情況下，被逮捕了」（本人自譯）。是誰誣告了他？不知！「一定有人」的「一定」也只是臆測、判斷而已，並非事實確認。甚至在小說末尾，連行刑地也是不清不楚，兩位執行者帶著Josef K.東走西繞來到一個「淒涼，荒蕪」（verlassen und öde）的採石場就停了下來，理由竟然是「要嘛，那本就是他們原本找定的目的地，要嘛，就是他們已經疲累到再也走不下去了」（本人自譯）至於由誰來執行死刑，也是由兩人推來推去。（einer reichte über K. Hinweg das Messer dem anderen, dieser reichte es wieder über K. zurück）。狀況不明，任憑宰割，掙扎無效，惟俯首就範一條路，這就是「現代」人的命運？

再回到濃霧環繞的城堡，其傍晚是黑暗的，但《蛻變》的早晨也沒好到哪裡去。主角Gregor Samsa醒來後，作者對窗外的天氣和他心裡的感覺是這麼寫的：

格里高爾接著又朝窗口望去，那陰暗的天氣——人們聽得見雨點打在窗格子鐵皮上的聲音——使他的心情十分憂鬱 （新潮文庫，1999，金溟若 譯）

「聽雨」一定要聽得如此單調、憂鬱和氣餒嗎？ 在卡夫卡的早期斷簡結集《沉思》裡的〈對一名男騎師的思索〉這篇，其故事結尾的「最後，連天空也變得陰鬱，甚至下起雨來了」亦是在反映一個令人氣餒、沮喪的心情。然而，同樣是聽雨，也可如中國南宋詞人蔣捷（1245-1301）的那闕詞〈虞美人〉裡從少年暢飲歌樓帶粉味的意氣風發，中年孤舟漂泊蕩江湖的惆悵情懷，直聽到老年時暮鼓晨鐘眼觀鼻的瀟灑一回：少年聽雨閣樓上，紅竹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孤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相對於蔣捷這首聽雨見「禪味」，卡夫卡《蛻變》可是聽雨顯「慘狀」了。而其「慘狀」在小說的第一句話就已經透過三個代表「否定」的 前綴詞 ’un’來呈現了：Als Gregor Samsa eines Morgens aus unruhigen Träumen erwachte, fand er sich zu einem ungeheueren Ungeziefer verwandelt. 因此，嚴格說來，第一句話若譯為「某日早晨，古瑞格‧參薩自不安的夢境中醒來，發現在自己的床上蛻變成一隻非比尋常的怪虫」，「不、非、怪」就較能符合卡夫創作的意旨。至於’Ungeheuer’ 這個詞的字源本義則是「沒有家的感覺＝不熟悉，詭異」的意思，等於也在暗喻這個家對 Gregor Samsa來說，其實是既不溫暖，更不親愛，也難怪他睡在家裡，還和出外睡旅館般一樣鎖上門。

其實，我們如果細觀卡夫卡早期的作品，「家」，都非具有「安慰」的溫暖功能，如在〈鄉間小路的孩子們〉裡，主角「我」於故事開始時，是在「家中小小的鞦韆上，我正在坐在父母花園裡的綠樹間休息」，但接下來的發展，卻是「離家」。而在〈突如其來的散步〉裡，整個故事甚至是以「坐在家中」思考、盤算「出門離家」的一段冥想為主幹。在〈單身漢的不幸〉這篇裡，則依稀透露著孤單老男人只有「房間」可進，但卻無「家」可歸的窘境，其「心裡」和「房裡」一樣：都是空蕩蕩。於此同時，我們也可注意到在〈返家路〉這篇裡，主角除了踽踽獨行外，回到「家」裡，卻是同樣只見其「進入其房間」。再看〈乘客〉這篇，第一句話甚至就出現了「我」對自己在「這個世界，這城市，以及在家中所處的位置感到全然地不確定」。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早期斷簡裡，另一個和「家」息息相關的主題則是「孤單」。以〈回絕〉這篇來說，「我」邀請路上偶遇的女孩跟他走，但最後的結果卻是，女孩對他說：「我們應該各自回家，不是嗎？」亦即，父母的家是逃離之所，想成立自己的家卻又流離失所。尤有甚者，在〈回絕〉這一篇，「我」邀不到女孩和他回家，在〈不幸〉這篇裡，「我」卻招來了一個「鬼」進房裡，而由於鬧鬼的房間或屋子（在此是「房間」）在傳統德文常以「unheimlich」這個字來形容，而這個字其實就是由「非」和「家」兩字來組成的形容詞！

  前段說到「想成立自己的家卻又流離失所」，其實，嚴重者，甚至會失去性命，《判決》裡的主角Georg Bendemann，就是慘遭如此的命運。在這部小說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母親去世後，Georg開始慢慢介入店裡的經營，而原本主導一切生意的父親則漸漸退居幕後，這時，已實際當家的Georg為了要照顧母親逝世後開始漸顯老邁的父親，建議要將兩個人的房間對調過來，並準備將他抱到自己的房裡，而這等於是正式宣告，現今，兒子才是這個「家」的主人！不料，原本看來萎靡不振的父親，卻在此刻將被子一把掀開，開始責備Georg想將他彷如蓋棺般「蓋被」並意欲透過「娶妻」達到「成家」之目的的念頭。Georg辯解無效後，被父親判決「跳河死亡！」而他也毫無反抗地真跳了。同樣的命運基本上也呈現在《蛻變》裡的參薩，只不過參薩嘗試作了反抗。

《蛻變》一開始，卡夫卡費了相當篇幅在描述參薩試圖從床上起身的努力，而德文的「起身」（der Aufstand）和英文的「起義、暴動」（uprising）一樣是雙關語，也兼有「反抗」之義也。參薩從「站立」的人蛻變成「爬行」的虫之過程其實是在隱喻，參薩於父親因病不克工作後，獨自扛起家庭生計的艱辛過程。他必須忍受當旅行推銷員的各種不適與羞辱，而有意思的是，德文裡「爬行」（kriechen）在小說裡前後出現了13次之多，但「KRIECHER」（爬行者）卻另指「諂媚，沒骨頭的人」，於是，在試圖站立起來卻只能爬行的參薩身上，我們看到「一個犯上的爬行者」。人是垂直的，蟲是平行的，合而為一，就是個十字架的形象。而這個十字架，德文叫KREUZ（英文叫CROSS），但是KREUZ在德文裡早在十八世紀之前，就還有另一個意思：脊椎。參薩變成蟲以後，背部脊椎被他爸爸的一顆蘋果從上而下地擊中，就「卡」在那裡，爛在那裡。這顆蘋果，在卡夫卡研究裡，幾乎被異口同聲地視為是「原罪」的象徵，但是從Intertexuality（互文性）的概念來看，我認為，這一幕當然是在援引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88-1805）那齣至今猶炙人口的戲劇《威廉泰爾》裡面，慈父被迫拿箭去射擺在愛兒頭上的蘋果那一景，從而提醒吾人威廉泰爾「父子親情」對照著「當權無情」而合理化「抗暴」的緣起。那廂，沉穩的父親和勇敢的兒子對抗暴君的手下，這邊，懦弱的兒子卻是面對蠻橫的暴君──父親。大家齊心齊力扛十字架不是問題，但要十字架自己扛起十字架，就有困難了，甚至是不可能的任務了。由參薩的父親從上往下砸的那顆蘋果在他的身心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也就是 ’TRAUMA‘ 這個字了，其希臘文本義是「身體的創傷」，其字根為「磨擦、扭轉」和德文的「DREHEN」及英文「THROW」「丟擲」有直接的關連。這個由高大的父親從上往下砸細弱爬虫的動作，事實上是重現了卡夫卡幼時某夜由於啼哭不停而被父親從上而下一把抓起，棄之於門廊外而不顧的終生心理創傷。這事，卡夫卡在其《寫給父親的一封信》（終其一生，並未讓他父親讀到）裡有相當描述，也在其作品中一再以不同的方式或角色呈現出來，可見卡夫卡受創之重。在這封長信裡，卡夫卡是這麼開頭的：親愛的父親，不久前，你有次問我，為何我聲稱「我怕你」？當時，一如往常，我不知該回答你什麼，部分原因正是因為「我怕你」。問題和答案都是「我怕你」，這也許正標誌著卡夫卡的風格，讀來像是套套邏輯，卻是句句合理。

設若挪威表現主義畫家孟克（Edvard Much,1863-1944)從1893到1910所繪的畫作〈吶喊〉（THE Scream of Nature）是工業革命後，人與大自然間之和諧關係徹底毀壞，導致現代人在世間/社會裡無所退避的「代言」，則以文學來說，卡夫卡之所以至今依舊引人入勝，應是他每一篇作品幾乎都在傳達一種近乎掙扎的「吶喊」，猶如《判決》裡的Georg Bendemann在臨跳河前的猶「輕聲地喊著」：「親愛的父母親，我一直都愛你們」（彤雅立譯）。’Bendemann’如’Bändelmann‘，暗指著，Georg是個被「箝制、操縱」的人，終究難成不受羈絆而獨立之人。

Georg如此，《蛻變》裡的Gregor Samsa亦復如此。妹妹背著洋娃娃，訴說的是對代表著「愛溺」的媽媽（柔性元素）之依賴和信賴，虫虫背著十字架，透露的卻是對代表可令其「溺斃」的父親（剛強元素）之驚恐和驚嚇。而這個「父親」只是個代號，象徵著人世間和社會裡高高在上宰制著吾人的威權和力量，卡夫卡透過其作品傳達現代人焦慮和不安，正是Powerpoint之另類展現：If you don’t have the power, you won’t get to the point!

文末，我們不由要問，在地上爬行的，到底是隻蟲蟲，還是隻魯蛇？篇幅所限，本文不克一一論及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不過，可確定的是，卡夫卡其實既沒死，將來也不會凋零。